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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环保部公开的约谈会上，广西百色市市长当场表态：我决定自己分管环保，不信完不成任务。此前环保部已约谈昆明、沧州、承德、郑州等12个城市。
力推环保约谈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实践的高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环保制度的缺陷。
但截至2014年，就中央层面，规定行政约谈制度的部门规章，仅有《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餐饮约谈)，环保部门目前频繁使用的约谈，在刚刚颁布实施的《环保法》中，也找不到相关条文，它的立法依据，仅仅是法律位阶较低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试行)》、《限期治理管理办法(试行)》和《环境监察办法》等规章中的个别条款。
国家立法依据的不足，使一些地方把其制度制订的依据，笼统表述为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为约谈权力主体灵活运用相关解释留下太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法律位阶太低，也易与法律规定发生抵触。以上述餐饮约谈为例，它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如果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应当从重处罚，直至吊销餐饮服务许可证，并向社会通报。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来设定，而餐饮约谈只是一个行政规范性文件，本无权设定却违法设定。而该餐饮约谈规定的向社会通报的制裁措施明显违反了其上位法《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法》》规定，只有属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信息才向社会公布而该餐饮约谈却规定只要发生食品安反渗透纯净水设备全事故，均向社会通报，显然超出了《食品安全法》设定的的范围。
因此，如果约谈设定的事项超越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管事项范围之外，那么这样的约谈属于超权约谈，是无效的行政行为。
推行依法治国，首要任务应是控制政府滥用行政权力，解决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秩序的合法性、正当性、规范化问题。与此相应的当务之急，是让约谈合法性、正当性、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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